“蚂蚁”再被约谈，旗下业务全持牌，金融科技独角兽如何监管？

4月12日，蚂蚁集团再次被央行等四部门集体约谈。这是自去年12月首次被约谈以来，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蚂蚁再次遭遇“高规格”约谈。这样的事情显然并不寻常。

从去年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到蚂蚁IPO“临门一脚”被叫停，再到阿里巴巴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182亿元，蚂蚁“过山车”般的遭遇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也对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就二度约谈答记者问并透露了蚂蚁的整改方案，方案包括断开支付业务与其他金融业务的连接、打破信息垄断、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降低金融产品杠杆和压降余额宝余额等五大方面。这五大方面，无一不是剑指蚂蚁的垄断优势和无序扩张。

按照这样的整改方案，昔日咄咄逼人的金融科技独角兽，将不再拥有其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独门利器。

对此蚂蚁很快回应：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对标监管要求，近期已完成整改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蚂蚁二度被约谈，市场的解读为“靴子落地”。周一阿里巴巴美股跳空高开，盘中最高涨幅超过9%。此前针对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开出的182.28亿元反垄断罚单，阿里CEO张勇回应对公司影响不大，阿里港股高开后一度大涨8.99%。

但是，蚂蚁真的是“利空出尽”了吗？

支付宝借贷将成历史？

按照蚂蚁的整改方案，不久之后，消费者通过支付宝付款时将不能直接跳转到“花呗”“借呗”了。

监管部门披露的约谈内容中，第一条就要求蚂蚁回归支付本源，在支付方式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纠正在支付链路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

“金融领域讲究‘分业监管’，支付宝拿的是支付牌照，‘花呗’和‘借呗’是网络小贷牌照，很多科技公司发展平台经济，的确都是靠着多部门和产品的协同，但这种链接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打擦边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对AI财经社表示。

作为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先行者，蚂蚁可以说开了一个“坏头”。如今，“支付入口+信贷”几乎成为包括腾讯、京东等涉足金融领域的互联网企业的产品标配。尹振涛认为，这次蚂蚁集团被再次约谈后，其他互联网公司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其实早在2020年9月，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表达了对这种业务形态的担忧。“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互联网企业利用旗下机构，将支付业务与信贷等其他金融业务交叉嵌套，形成业务闭环，业务过程难以被穿透，极易引发风险的跨市场蔓延。”

当时范一飞就透露，下一步要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将该类业务纳入商业银行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他强调要加强功能监管，防范个人过多负债。

的确，这种业务交叉不仅存在金融风险，而且由于借贷的便捷性，更培养了超前消费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许多自制力薄弱的年轻用户负债累累。蚂蚁金服此前递交的招股书中就披露，2.15万亿元的信贷大池子里，1.73万亿元都是消费贷余额。而这些消费贷平均年化利率为15%，紧贴着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最高年化利率15.4%的红线。

自从去年12月被约谈后，蚂蚁在重新梳理平台的责任边界。四个月内，蚂蚁先是降低了部分年轻用户的“花呗”额度，随后又在“花呗”、”借呗“的显眼位置上线了理性消费自助管理功能，但从这次再被约谈来看，这些小修小补还没有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

在金融监管研究院院长孙海波看来，蚂蚁集团所有业务中，支付业务目前是央行管理最严格的。100%保证金上交央行，此前和银行直连的清算模式彻底切换到网联；支付行业竞争主要体现在商户服务、支付场景上，总体和金融业务相关度非常低。而这次监管对支付业务重点放在利用垄断地位的消费者选择权的问题，“暗含对支付宝接近于垄断的基本认定”。

今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就被认为是剑指支付宝和微信。

《条例》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银行可以商请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采取约谈等措施进行预警：一个非银行支付机构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两个非银行支付机构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二分之一；三个非银行支付机构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五分之三。

根据艾瑞发布的2020年第2季度第三方支付报告， 支付宝、微信支付分别占据市场第一、第二，市场份额分别为55.6%和38.8%。按照非银支付在整个支付市场的份额占比，支付宝早已达到预警的门槛。

戴上金融紧箍咒

在蚂蚁上市之际，外界争议最大的是其属性问题，此次整改正式给蚂蚁戴上了金融“紧箍咒”：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健全风险隔离措施，规范关联交易。这也是整改内容的第三条。

而第四条提到的与此密切相关，即认真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

对于大部分金融业内人士来说，这并不意外。“就是前期整改的一个落地，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且现在讲靴子落地太早了。”资深金融研究人士张明对AI财经社表示，这意味着以后要将蚂蚁当作金融机构看待，核心就是控杠杆，但具体的监管落地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则。

“对比中信集团、平安集团、光大集团这三大金融控股集团，（蚂蚁）现在只是定了一个大方向，未来是不是会具体分拆还很难说，但不分拆监管就很难落地。”张明表示，银行理财子公司将资管业务拆出已经是一种纠偏，如果蚂蚁不继续分拆就很难真正纳入到“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中，“是银保监会还是证监会来管？银行犯错有银保监会出罚单，那蚂蚁要监管起来谁来出罚单呢？应该不会一直是‘特事特办’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蚂蚁定性、监管“就位”，张明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披着金融科技的壳，没有银行牌照却做着银行业务，这个漏洞一定程度上比P2P还大。”

从2004年成立以来，蚂蚁集团从阿里巴巴的电商系付款服务供应商成长为2万亿巨头，收获了无数流量红利，当初为了获取金融支付牌照单独分拆，一度引起外资大股东软银、雅虎的不满。而截至今天，蚂蚁的最大利润平台支付宝月活用户已经突破7亿人，在第三方移动支付中市占率达到55％。

但巨大的流量只是蚂蚁获利的基础。这十几年间，蚂蚁先后取得了银行、保险、保险经纪、公募、基金销售、私募、保理、小贷等8类牌照，旗下至少拥有20家金融机构。从招股书来看，尽管蚂蚁一味强调自己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但蚂蚁被认为是披着科技的壳赚金融的钱：截至去年6月末，蚂蚁集团收入达725.28亿元，其中支付板块贡献36％，通过自营或金融机构提供理财、借贷、保险服务分别贡献收入16％、39％、8％，合计64％，而创新业务贡献不足1％。

具体来看，除了规模突破1.2万亿元的余额宝，蚂蚁的微贷科技平台累计撮合贷款2.1 万亿元，其中有1.73 万亿为个人消费贷款（主要通过“花呗”、“借呗”与金融机构合作发放），占中国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的21.5％。还有4217 亿元为小微贷款，旗下参股银行网商银行（持股30％）是最重要的合作方，占中国小微贷款余额的 3.1％。

“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马云12年前抛出的话好像慢慢实现了，但是方向已经有所偏离。“马云最擅长的是渠道，但银行、券商这些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不是渠道，而是风控，马云拿着外行的东西来颠覆银行肯定是不行的。”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张明表示，此次监管整改的核心在于将蚂蚁的资产负债业务，也就是将表内业务和已经出表但风险仍在表内的业务，统统纳入到银保监会的监管体系，核心要求就是资本充足率，监管主要对象肯定是“花呗”和“借呗”，“在银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信用卡的，但‘花呗’的门槛很低，这就是问题。”张明认为，此次整改对“花呗”和“借呗”影响极大，“量肯定会缩”。

在此之前，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网贷新规已经让蚂蚁的联合贷款业务迎来一道重磅关卡。三大“红线”其中一条是，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与单一合作方（含其关联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

而截至去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合计2.15万亿元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发行ABS）的合计约为98％，蚂蚁集团出资比例仅为1%-2%左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曾公开质疑：“马云几千亿花呗、借呗，钱从哪里来？先银行贷款，再发ABS。花呗、借呗30多亿资本金搞到了3000多亿，放大了100倍。”

张明表示，按照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银行需要定期（包括每日、每月等）向银保监会发送很详细的表格，但蚂蚁这类机构没有日报制度，所以监管不穿透的情况下“往往啥也不知道”。“即使是ABS（资产证券化）会披露，但是少有投资人去关心底层资产的质量，因为他们拿的是优先级的。”张明补充表示。

对蚂蚁来说，除了支付宝巨大的流量入口，另一个最重要的支撑来自大数据。在IPO被监管叫停之初，市场就有传言：蚂蚁的大数据要收归央行，即运用到传统银行征信体系，而不是让蚂蚁形成“数据垄断”优势。

这次整改的第二条提到了征信：打破信息垄断，严格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要求，依法持牌经营个人征信业务，遵循“合法、最低、必要”原则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保障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

尽管蚂蚁的信贷额度是基于用户在支付宝等阿里系平台的信用，“但除了央行的征信体系，其他大部分是标签，无非是给你的信用打300分还是700分的区别，再挖掘标签背后的东西就触犯个人隐私了，这种标签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打，但这些对传统银行来说意义不大。”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传统银行会买2-3个这样的信用数据库，但主要还是依靠央行的（信用体系）。”

破解基金代销流动性之殇

2012年4月，蚂蚁旗下的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拿到了基金销售牌照，这为余额宝2013年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截至去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规模为1.19万亿元，其中天弘余额宝占到了天弘基金总规模的84%。而随着蚂蚁整改的推进，这家国内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也风光不再。

对蚂蚁的整改要求第五条简单明了：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

事实上，余额宝的规模压降早已经开始。有天弘内部人士曾向AI财经社透露：“现在公司内部压力很大，本来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结果成了大树底下没草吃”。从与余额宝互相成就到人心惶惶，这家阿里系公募基金（蚂蚁持股51%）空有1.42万亿规模，在权益类基金市场却没有一席之地，曾经撑起天弘整个权益品牌的明星基金经理肖志刚也在2019年离开。

但反过来，天弘基金对马云来说可能并不那么“至关重要”。“相比权益类基金1.5%（不打折情况下）的手续费，卖货币基金根本赚不到多少钱，马云看中的无非是‘货币基金规模第一’的品牌。”前述业内人士表示，“这几年天弘曝光度大主要就是因为余额宝，（对蚂蚁来说）形象很重要，它也做到了。”

而随着货币基金年收益率直线下滑，余额宝的合作基金也从天弘逐步拓展到了银华基金、南方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规模越大收益率越低，天弘基金肯定收益率低。”一位基金从业人士道出了余额宝的“算盘”。

此次压降余额宝，监管重在控制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张明分析称，如果余额宝单个基金售出比例比较大，而基金仓位又比较重的话，一旦出现大额赎回或者出现基金踩雷的情况，的确容易出现“挤兑”风险。

从支付宝的最新布局来看，其余额宝依托的基金销售公司是网商银行，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更多为广大权益类基民提供理财服务。

网商银行是阿里的另一个“据点”。2015年11月，这家靠着为淘宝等阿里系电商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起家的互联网银行拿到了基金销售牌照，至此阿里与腾讯在公募基金领域“打平了”——腾讯的腾安基金和微众银行也各有一块基金销售牌照。而作为国内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之一，网商银行早在此次整改之前就“承担”起了分流余额宝基金销售的任务。

但与微众银行的微粒贷等产品不同的是，蚂蚁并没有把所有信贷产品放进自家的网商银行，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蚂蚁在“监管套利”，因为不放在银行“监管就容易多了”。

尽管蚂蚁不断在推进与传统银行的合作，但动了传统银行的“蛋糕”是业内共识。该业内人士认为，不考虑规模过大的风险，余额宝的基金销售本身弊病并不多，而这块业务本身也只是蚂蚁用来提升估值和品牌形象的工具，但对银行来说其巨大的流量正在争夺他们的潜在客户，无论是货币基金还是权益类基金业务。

对于未来能否继续上市，以及市场关心的“3万亿估值”，张明表示：“结构不理顺很难上市了，但分拆之后估计蚂蚁自己也不想上市了，因为按照金融没估值，按照科技这一块又不赚钱，之前的3万亿其实金融圈的人都不看好，1万亿还勉强能接受，毕竟它主要还是为了变现，给（股东）一个退出的机会。”

张明认为，去年的IPO叫停是件好事，不然亏惨的还是散户。“但不排除它的光环稀缺性还是有人买账，所以即使是按照金融属性，价值可能也不会太低。”张明补充表示。

再无金融科技独角兽？

这次问答中，被问到将如何加强平台企业金融监管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明确了三点：一是“金融为本、科技赋能”，不能使科技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色”；二是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三是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防止市场垄断，保障数据产权及个人隐私。

蚂蚁集团无疑是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先驱，在它之后京东、腾讯、小米、美团、百度、360等大小巨头一字排开，都想在自己的流量中啖下一口金融汤。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这些头部互联网公司不同程度存在无序发展、不正常竞争、泄露隐私、损害费者权益等问题，积累了相当大的风险隐患。

在防止互联网企业无序扩张的大方向下，互联网也正在经历一轮严格的监管，美团也被认为是反垄断打击的目标。据Trustdata数据，美团在中国的外卖市场份额截至2020年Q2为68.2%。2020年12月，曾有个人针对美团软件不接受支付宝支付，起诉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

“马云摸着石头过河，刘强东摸着马云过河”。原本也想追随蚂蚁模式的京东数科，如今也同样终止了在科创板的上市计划。

业内人士分析，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强监管并不是一棒打死，而是在创新发展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也在这次问答中明确表态，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继续支持民营资本依法开展金融科技活动，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民营资本的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近些年来，驯服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监管部门共同面对的新难题。各国在监管手段、监管内容上都采取了相关行动，比如欧盟2018年实施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加快推进《数据治理法案》，强调个人信息保护。德国在2020年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等。

近年来，美国就连续发起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去年7月30日，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CEO）首次集体齐聚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反垄断听证会，接受监管机构的“拷问”。谷歌对搜索的操控、苹果对应用程序的控制、脸书对竞争对手的收购，以及亚马逊对第三方卖家的影响力，是议员们的主要关注点。但四位CEO在发言中均强调了自家公司没有垄断行为，他们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还给消费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为了巩固自己的巨头地位，过去一年，这些科技公司疯狂撒金招募游说人员，希望能”花钱买平安”。目前，它们和美国政府部门的拉锯仍在继续中。

回到蚂蚁，宋清辉认为，此次再遭约谈，说明蚂蚁此前对这些问题仍然不够重视，“若这次约谈之后，蚂蚁集团仍然没有纠正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业务等，多部门可能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