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产品“变形”记:货拉拉们祸起萧墙
互联网产品每次引发的争议都犹如大风刮过,卷起一片漩涡。
女孩坐货拉拉跳车身亡事件发生至今已一月有余。2021年3月3日,涉事司机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货拉拉平台也已与当事人父母达成和解。这一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留给我们思考还没有结束。
一次普通的搬家,最终结局却是一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承受牢狱之灾,这在早期的服务市场是难以想象的。
此事件不由把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到互联网产品上。对于滴滴、货拉拉这样的平台来说,互联网已经超出了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客观联系演变成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而人,是管理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互联网产品如何确保服务到位,均衡双方利益,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货拉拉跳窗事件并没有结束。一条生命的逝去,带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停止。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制止跳窗的行为?女孩除跳窗的极端做法之外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货拉拉如何监管车辆行驶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又如何平衡当事双方的利益关系?每一个问题都在声声拷问着我们,要我们寻求一个答案。只有理清三方状态,才能及时发现背后的疏漏之处,使其他人免遭伤害。
由此事,人们不免联想到2018年震动一时的滴滴司机杀人案。数月内连续发生两起滴滴司机杀害女性乘客案件,舆论一时哗然。司机难逃法网,而声讨滴滴平台制度漏洞、管理缺失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滴滴全面整改,从行程分享到一键报警,加大平台服务和乘客保护力度。
本质上,货拉拉与滴滴存在一样的服务性质,那便是“人载人”服务。货拉拉主打的是物流运输,是目前同城搬家用户的主要选择之一。载货的同时副驾驶载人,已经成为货拉拉司机和乘客约定成俗的做法。甚至恶劣天气,等不来出租车打一辆货拉拉上班成为一时笑谈。货拉拉看似是处理“货”与“拉”的关系,实际上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货拉拉为何仍旧步上滴滴后尘?作为新业态,行业标准缺失和监管不完善,成为类似安全事件再次爆发的原因之一。但是滴滴事件爆发后,“人载人”服务存在的潜在安全问题并没有引起货拉拉的警醒和内部反思。缺少全程录音、安全预警、行程分享、紧急联系人、位置保护、偏航状态识别等保障乘车人员的安全措施,导致乘客安全感和信任感缺失。突发状况出现时,慌乱之下,乘客难免做出极端行为。
互联网服务产品带来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正随着一次又一次挑动人们神经的事件逐渐减弱。正如前几年大火的P2P网贷产品雷声不断。无数投资者被卷入其中,多年积攒的财富一朝皆空。最终P2P网贷机构清退归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科技与人性交错的一体两面当科技退守为人与人的媒介时展现的淋漓尽致。互联网产品如何防守人性当中的“恶”,人性中的“善”又如何推动互联网产品更好发展,是永恒的话题。
当个人车辆成为专职载客的职业行为时,原本属于司机个人私密性的车辆空间就转变为可对外开放获益的变相的公共空间。而对于乘客来说又是另一种个人的临时私密空间。这时乘客和司机隐私空间的界限在哪里,司机能否及时转换职业思维,外界的约束又能否及时跟上这种空间的秒变转换,成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如近日引发巨大争议的海底捞包房安装摄像头事件。归根到底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包房到底是公共空间还是临时的个人私密空间。这个界限约定关乎到提供这个空间的媒介可介入的程度。就连互联网巨头谷歌也一直深陷这个问题无法自拔。2007年谷歌正式推出谷歌街景功能,在接受一片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隐私争议,至今仍有诉讼缠身。
每一个互联网产品的发展壮大总结起来都是一部血泪史。当互联网产品只是充当物与物的媒介,或者人与物的联系时,物是相对可控的,人成为变量因素。当互联网产品具备链接人对人的功能时,人的变量因素被双倍放大。回想当初,支付宝的雏形不正也是来源于对淘宝交易双方的约束,成为保障淘宝用户之间公平交易的“信用”凭证。
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步伐愈快,互联网将人与人联系的愈发紧密,为了防止各种奇葩纠纷,产品对于个人隐私空间的进入也越来越多,人的窥私欲、猎奇心被无限放大。互联网产品不仅要服务于人,也要约束于人。尤其是对于涉及私密性空间、场景高频转换的产品来说更应如此。
产品“变形”,人性博弈
东野圭吾曾说过,“世间有两种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从线上到线下,本应服务于人的部分互联网产品逐渐异化成为满足个人私欲、挑战到道德底线的工具。它们诞生之初似乎就携带着“变形基因”。
互联网草莽之初,聊天室构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呈现一片繁忙景象。碧海银沙、四通利方、网易聊天室、搜狐聊天室等是中国第一批网民聚居地。后来视频聊天室兴起,可谓现在短视频的鼻祖。但随之而来“主播们”为获得更多关注度,直播骂战、扇耳光、吃活鱼、殴打路人、进行不可名状的行为来博眼球、冲流量,利益至上的主播们携带着聊天平台走上一条歧路。观众的窥探欲、猎奇心被主播们无限勾起,无底线的行为甚至已经反映到现实生活中。部分聊天平台不得不介入,管理主播和观众行为。一边充斥着荒诞行径,平台深度介入管理,一边新奇有趣的新产品不断涌现,聊天室就在的三方的博弈妥协中逐渐没落。
时间再倒回到近几年。和视频聊天室操作手法如出一辙的短视频兴起。大家沉浸其中时,高空极限挑战第一人吴永宁坠楼身亡的消息如突然惊醒梦中人的一滴清醒剂,平台的内容导向问题一时为千夫所指。后续大面积爆发的未成年人炫耀生子事件更是将短视频平台推向风口浪尖。主播们超出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行为来源于利益驱使。本质上,它与滴滴、货拉拉的底色是一样的:人居于主位,产品居于次位——人服务于人。
“人对人”的互联网产品中,总是能暴露更多人性。近几年,快递员实施入室抢劫的案子正在逐渐增多。不久前,女子收快递被污蔑出轨造成社会性死亡事件更是刷新了大多数人对人性的认知。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这意味着,网络已经成为国人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互联网加速了世界的运行速度。一分钟,我们接受比过去更多的外界信息,人在网络空间中扮演的角色能够实现时间、空间、场景的实时切换,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化。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一面,人的加入,加剧了互联网产品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另一面,互联网产品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务,更多在于如何更好地管理提供服务的人和被服务的人。而管理过程中,会不会进一步挤压我们的隐私空间,我们的底线标准又该怎么界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精细化管理、网络观念转换和保护制度建立就显得分外重要。
新事物的到来必然有利有弊。互联网产品带来便利的同时引发更多争议。每次争议的出现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压力测试和重新开牌的机会,而最终是价值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应对和自处。只是,希望下次争议到来之时,别用生命作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