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成为给互联网巨头缴租的打工人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投资、阅文集团、丰巢网络三家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罚金对于三家巨头来说九牛一毛，但50万元顶格处罚却传递出一个信号：互联网将是监管重点对象，它将不再是法外之地。

回顾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扶持认同期、鼓励发展期、约束合规期。

从认同、鼓励到约束，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贯穿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个时期，而其中政府态度的变化取决于互联网能否促进经济、能否提高就业、能否改善民生。

       1 弱小扶持期

政府真正意识到互联网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在2002年。

2002年，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中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它在为外企打开国门的同时，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也嗅到了商机：可以用劳动力带来的价格优势，将商品出口到欧美等海外。

但在那个中专还属于高学历、海外信息奇缺的年代，中国企业不知道如何寻找海外买家，国外企业不知道如何联系国内的各大加工厂。

而身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推出B2B产品“中国供应商”，将国内企业的商品信息、工厂情况在网页端展示，同时在海外做广告，吸引流量，让海外客户根据需求下单，此后更是推出“采购直达”，海外买家发布采购需求，国内工厂报价竞标。

阿里解决了中国中小企业对外出口的难题，并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长而快速成长。

2004年，中国供应商会员数量为1万家左右，但到了2008年，其会员数量高达8万家，占到中国外卖出口企业总数的5%，但却创造了1.3万亿出口额，约占中国中小企业出口额的20%。

而“采购直达”上，海外市场专业买家数量达到42万人，其每天的订单需求量高达1万多条，每天的总采购额超过3000万美元。

除了出口，阿里等中国互联网公司还极大促进了就业。

据数据显示，2008年淘宝网成为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为国内提供超过30万的直接就业岗位，6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既能帮助对外贸易，又能增加就业，阿里的价值被政府认同。

2008年7月，当时杭州主政领导专程到阿里调研，要求杭州政府认真研究“马云现象”，总结“阿里巴巴经验”。

同年，杭州市先期投入2个亿，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和跟进投资的方式，将杭州打造成天堂硅谷；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开始吸纳并扶持互联网企业。

2008年，广东省和上海市在考察阿里巴巴时，表示希望阿里在广东、上海开设分公司；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要求成都建立互联网产业园，并表示要将成都建设成为世界软件名城；深圳市聘请马化腾、马云、丁健等21位企业家为“深圳市互联网产业高级顾问”。

从2002年-2010年这八年间，互联网公司一改以往“骗人”、“游戏”、“没啥用”的负面，逐步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座上宾。

       2 成熟贡献期

如果说2010年以前，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孵化期，需要政府的认同，但在2010年之后，中国各大互联网企业则国家的支持下，迅速成熟。

国家的支持体现在三方面：

1、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2013年，国务院、工信部分别出台指导意见，要求三大运营商加快4G网络建设，提高4G网络速度，下调移动流量资费：相比2011年，2014年资费下降60%。

在资费和网速的刺激下，智能手机快速普及，截止2015年6月，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高达9亿。

2、中央表明态度，支出资本进入。2014年，李克强总理亮相中关村创业大街，提出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中央提倡在各行业推动“互联网+”，并成立用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资金规模高达400亿元。

国家态度带动资本圈，仅在2015年一年，中国互联网投融资事件共有4069起。

3、鼓励互联网经济的各项政策纷纷出台

2015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要求为电商企业合理降税减负，逐步将旅游电商、生活服务类电商等相关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

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迎来了大爆发期。

2010年，中国互联网经济价值3260亿美元，占GDP的5.5%，而在六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8520亿美元，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6.9%。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体现在各个企业上，在《2018年互联网女皇报告》中显示，在市值Top20的互联网巨头中，中国公司占据9家，估值总计14690亿美元，而在2013年，只有腾讯和百度两家企业进入TOP20。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快速发展也反馈到民生和就业上。

2018年，“洪崖洞夜景”在抖音爆火，直接带动了当地旅游，“五一”3天，洪崖洞吸引了超14万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小长假境内热门景点中，仅次于北京故宫；

2019年，美团注册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属于贫困人口中的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拼多多的拼团模式帮助山区农产品打开销路，截至2019年底，“三区三州”地区(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地区的商家数量157152家，年订单总额达47.97亿元，分别增长540%、413%。

同时，从2013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移动支付、金融科技、互联网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不但为大众提供更多的便利生活，而且很多前瞻性的技术，势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此时的互联网巨头与政府监管的关系是相得益彰，互相成就的双赢状态。

       3 垄断制约期

双赢是互联网巨头与政府之间均衡的关系，但随着逐利的畸形发展，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逐步脱离政府预设的轨道。

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稳就业是最核心的KPI，但如今，资本的逐利性，让互联网巨头们与政府越来越远。

日前，美团、阿里、京东等巨头平台相继涌进卖菜市场，通过巨头们的补贴，平台菜价比商贩们的售价便宜至少20%，导致商贩销售额锐减。而可以想象的是，一旦补贴力度不变，以卖菜为生的小商小贩势必会大量失业。

2020年4月，因美团将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比率调高至26%，超过餐饮企业的忍耐度，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官微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其他垄断条款，直接减免整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

随着资源的高度集中，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像一把收割的镰刀，收割的不仅仅是菜市场的商贩，美食街的小店主，而是收割整个社会资源。

据了解，目前，从2014年起，腾讯和阿里通过并购的方式开始疯狂投资，目前其触角覆盖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资讯、音乐、视频、电商、打车出行、医疗、金融理财……

中国用户规模TOP30的APP，腾讯系和阿里系占据七成，而在全球586家独角兽公司中，腾讯阿里分别投资了52家和44家，而且这96家独角兽企业绝大多数在中国。

这样庞大的产业布局，让人不禁想起了香港的年轻人。

早前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投资并购，控制着香港的基础设施，如房地产、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零售商店，他们就像是收租的地主，只要在香港生活，就要给李嘉诚们交租。

如今阿里、腾讯等科技巨头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互联网生活最基础的工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像现在香港人一样，每天一睁开眼就要给巨头们缴费。

因为去中心化，互联网被视为公平，但随着用户高度集中，互联网也将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如何遏制少年变成恶龙？在反垄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摩根集团是最典型的案例，因在金融市场极度垄断，美国政府出台“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摩根集团拆分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两部分，并一度不准许金融业混业经营。

但对于科技类公司来说，与金融业那样强行拆分并非好事，以美国为例，即便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强力垄断，美国也只是在罚金等方面要求。

这与国内监管的思路如出一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反垄断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对于互联网垄断企业处罚金额上限提高到了上一年度该企业集团销售额的10%。高额的罚金将让互联网巨头们的扩张不再肆无忌惮。

而对于社会、国家和大众来说，希望《反垄断法》能够让互联网不在单单是巨头的竞技场，而是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创业者都能有选择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