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约谈、警告、罚款，屡教不改的嘀嗒出行何以IPO？

2020年12月7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嘀嗒、哈啰等顺风车平台进行提醒式约谈：

平台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营，立行立改，修正顺风车产品，不得以顺风车名义提供非法网约车服务，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据了解，监管部门对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定位不同，前者属于经营性客运服务，而顺风车主要是分摊车主出行成本，要求是不盈利。

为了不扰乱出行市场运营环境，区分两者，监管部门对顺风车平台提出四项合规要求：

一是应以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信息;二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合乘车辆;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四是每车每日合乘次数应有一定限制：

监管部门即从信息发布、路线、费用、次数上对顺风车业务进行详细规定。

合规细则虽然出台，但嘀嗒出行却擦着合规要求的边缘，以顺风车的名义开展网约车业务。

据了解，在车主APP中，嘀嗒出行上线“附近订单”功能，车主在未发布行程的情况下，便可以看到不同需求的顺风车订单。

嘀嗒出行的“附近订单”功能与监管四项规则中的“应以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信息”相违背。

车主不提前发布路线，乘车人随时可以招到顺风车，在功能上，嘀嗒出行的业务更像是非法经营的网约车业务。

虽然此次被约谈后，嘀嗒出行已对外表示：已对部分产品进行了优化和修正。但监管的约谈真的能止住嘀嗒出行打擦边球的野心吗？

其实在没有取得网约车牌照的情况下，以顺风车名义开展网约车业务，嘀嗒出行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9年4月，合肥市监管部门明确指出嘀嗒出行违背顺风车“公益无偿性互助”、“分摊成本”的原则：

“在未取得经营许可情况下，擅自开展所谓顺风车经营活动，其营运信息未接入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实际发生的燃料成本，以顺风车名义变相违规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此后合肥市运管处对嘀嗒出行进行约谈：

要求平台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自查自纠，坚决严禁以顺风车等名义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并清理包括嘀嗒出行在内的7.9万余辆不合规网约车。

2020年2月下旬，北京市交通委在对嘀嗒出行检查中，发现嘀嗒出行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属于违法行为。

此后， 北京交通委根据《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其予以15万元行政处罚。

除了各地监管部门对平台直接的行政处罚，部分顺风车车主按照嘀嗒出行的操作流程接单，但却被地方执法人员认定为：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在近两年内，监管机构的直接行政处罚和车主被执法人员处罚的间接信息，都在不断提示嘀嗒出行管理层——产品的功能模式有问题，急需改正。

触碰监管红线的警铃不断响起，但如今，嘀嗒出行为何仍然因为非法违规经营网约车而遭到监管约谈？

这种屡教不改、暗度陈仓的现象说明，它不是产品功能设置问题，而是商业问题。

据嘀嗒出行招股书显示，2019年，嘀嗒出行顺风车业务为其提供1.64亿的收益，占到总收益的比重达到88%，是其最主要的营收支柱。

而在市场占有率上，嘀嗒出行也是一家独大，2019年，嘀嗒出行在顺风车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0%，是名副其实的行业老大，

但1.64亿收益和70%市占率的背后，则是嘀嗒出行的无奈。

据了解，中国四轮出行市场包括出租车扬招、出租车网约车、网约车、顺风车四个细分市场。其中顺风车市场最小，2019年订单量为3亿单，仅占到四轮出行市场总单数的0.99%。

这也就意味着，在顺风车的细小市场中，占据7成市场的嘀嗒出行，在营收、净利润增长上已经触顶。而网约车98亿/年的订单量，显然是嘀嗒出行的主要突围方向。

但平台获取《网约车经营许可证》条件极为苛刻，平台需要投资几十亿建立安全体系以及近万人的客服团队，即便连资金雄厚、野心膨胀的美团也在网约车领域折戟：

在此前7个试运营的城市中，美团网约车仅在上海和南京两个城市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可是嘀嗒出行自身条件够不上，拿不到营业许可证。

在丰满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条件的矛盾中，嘀嗒出行开始游走在监管红线上，用“附近订单”的功能，披着顺风车的合法外衣，从事非法违规的网约车业务。

嘀嗒出行违规经营网约车并未一天两天，而是被监管屡次警告，但都屡次不改、暗度陈仓，这其中既有商业利益的诱惑，网约车每年近百亿单的业务量实在太美，也有对监管机构、法律规则的蔑视：

相比网约车的百亿市场，约谈、警告、几十万的罚款算得了什么？但随着监管对“以顺风车名义提供非法网约车”的警告、整顿，屡教不改的嘀嗒出行何以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