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祁玉民被调查：执掌华晨13年留下负债千亿的烂摊子

祁玉民人生的两次重要转折，都发生在冬天。

第一次，故事的主题是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从2005年底起，担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董事长13年来，尽管诸多做法颇具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祁玉民还是将一家濒临破产的车企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成长为年销售额2000亿元的省状元企业。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2019年3月11日，祁玉民在“满城尽跑大中华”的延安用乡音吟诵当代诗人贺敬之的诗作《回延安》时，距离他为自己规划的、离开华晨集团的时间还有整整十年。但现实却是，仅仅20天后，他就对外宣布了退休。

2019年3月31日，祁玉民对外界表示，自己“明天到点退休回西安”，并就此“告别汽车行业”，要“休息”。前一天，他更是在朋友圈中深情满满地写道，“人生苦短，过往清零。”

然而，对于一家处处打着祁玉民烙印的企业而言，“清零”是不可能的，“休息”也远不到时候。他注定还需要经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只是此时故事的主题，已是另一番意味。

一人身退，巨浪滔天。祁玉民卸任后，因一连串巨额债务问题，最终导致华晨滑向了更深的深渊，并被法院裁定破产。2020年12月4日，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有关祁玉民其人，有人说他“强势”、有人却怪他“软弱”，有人称他“悲情”、还有人怨其“不争”……但是在复杂的国企体制下扮演的众多角色中，“商人”恐怕是祁玉民自己最认可的一个，他曾在朋友圈中转发过一篇文章，题为《祁玉民的华晨十三年：你们要相信，我是一个商人》，并写下：以利交者，利尽交绝。

也许正是“商人”逐利，最终“害”了华晨。

前任残局

在祁玉民构建的语境中，他仿佛生来与汽车有缘。1958年，当新中国第一辆自主品牌红旗轿车在老工业基地长春下线时，祁玉民也在革命老区陕西延安呱呱坠地。

可是在人生的前46年，祁玉民一直是汽车行业的“门外汉”，等到他真正与汽车产生牵连时，已接近“知天命”之年。

2005年12月底，时任大连常务副市长的祁玉民突然接到调令，要求他第二天前往省委组织部报道。次日清晨，在风雪中乘火车北上时，他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我在风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的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正是在他日后描述的“突然、悲壮、无知加无奈”中，祁玉民走入了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站——华晨集团。曾几何时，在这家年轻的企业身上，写满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创业者的传奇与荣耀。

1987年，时任沈阳农机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在没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奉命将全市50多家小作坊整合成“金杯汽车厂”。为了筹集资金，他想到了发行股票的方式，金杯汽车也由此成了东三省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

辽宁沈阳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

赵希友为了卖出金杯汽车股票，曾走遍大江南北，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对股票并没什么概念。几年下来，金杯汽车仍有大量股票滞留库中。在那几年里，金杯汽车的工人们都领到过面值为50元或100元的股票冲抵奖金。

1990年，沪、深股票交易所成立，中国也正式迈入“股市时代”。正当赵希友为筹资发愁时，一个来自于南国小县城的厨子却靠关系参与到股市里，并捞到了第一桶金，此人的名字就是仰融。仰融的身上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关他发迹的故事版本，起码一只手数不过来，甚至有熟识的人说“仰融”只是个代号，取“仰望金融”之意。

无论如何，仰融的人在1991年找到金杯汽车时，他告诉赵希友，自己愿意用4600万现金买下4600万股“金杯汽车”股票。

之后，在仰融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下，金杯汽车和华晨汽车先后在A股和美股上市。其中，尤以华晨汽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最为光彩夺目，据当年的资料显示，华晨汽车IPO价格为每股16美元，发行500万股，总共募资8000万美元。

不过，仰融并非仅仅心系“造车大业”，在他的操盘下，短短数年后，华晨便成为了一家涉足汽车、金融、建筑和医药等诸多领域的商业帝国，并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合计200多亿元。

但是，正如仰融自己所说：“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因为旗下各项资产物权不清，有媒体将华晨的资本布局称为“华晨迷宫”，而仰融最后也正是倒在了自己设计的迷宫里。2002年，他远走美国，正式出局。

有关当年仰融与华晨、甚至与沈阳当地政府之间的恩怨，各大媒体曾纷纷出动，极尽调查，但似乎至今也没人能理清这笔“糊涂账”。

综合各路说法，会发现纷繁复杂的线索无不在向着一个中心汇聚——轿车。仰融手段缜密，野心勃勃，但轿车却是最令他牵肠挂肚的大事。他曾对下属说，“不搞轿车还算不上真正的汽车公司，一定要搞轿车。”

在造车的思路上，当年的华晨四处撒钱，搭台唱戏。设计，要意大利的；验收标准，要英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要在全球顶尖的厂家中招标……而为了解决造车的资金问题，1999年，仰融又携华晨汽车赴港二次上市，并募集资金6.5亿元。当时有报道显示，在华晨中华第一辆轿车下线前，华晨总共投入了30亿元的巨额资金。

不仅如此，为了解决中华轿车发动机动力不足的问题，仰融还拉来了英国的罗孚集团，并打算将一个30万台的发动机项目放在浙江宁波。而后者为了表示诚意，也送出了一份大礼，准许华晨参与宁波跨海大桥的投资和建设。

在所有的叙事版本中，仰融的传奇到此便戛然而止，再往后就是他的出局，仰融最终也没能见证中华轿车的获批上市。

“变革”之功

仰融出局后，大厦似乎在顷刻间崩塌。在随后的三年里，华晨的继任者像走马灯似地轮换，却无一人将这家企业带出泥潭。

当时华晨内部供应商体系极为混乱，比如其他整车厂一般只有两家左右承运商作物流，而华晨最多时却有30多家。此外，最严重的是，迟迟不能完善的销售渠道直接导致了华晨与宝马的合作犹如“鸡肋”，销量不见起色的同时，亏损却在与日俱增。

仰融曾下重注的自主品牌轿车也不见转机。2005年，华晨两款轿车只卖了区区1万辆，在彼时中国乘用车市场整体增幅高达26.5%的同时，华晨的销量却同比下降了9％。与此同时，华晨旗下零零总总159家企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其中，华晨旗下最优质的资产华晨金杯，在银行的授信额度也从100亿元下降到了30亿元。

等到祁玉民接手时，华晨共拖欠供应商10亿债务，累计亏损高达80亿元。不得不说，这是个巨大的烂摊子，对于这位“官员董事长”的到来，无论是外界还是华晨内部，无不怀有深深的疑虑。

2006年初，在华晨汽车的职工大会上，祁玉民宣布华晨年销量20万辆的目标时，台下员工们都在想，这个新来的董事长看来丝毫也不了解华晨，“他确实是个官员。”与此同时，在华晨中国股东大会上，各路媒体对祁玉民紧追不舍，尽管问法各异，但中心只有一个，“你能在华晨干多久？”

对此，祁玉民回答说：“第一个23年在陕西，第二个23年在大连，第三个23年就在华晨了。”末了，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华晨要我走人，除非找一个能力比我强，或者跟我一样的，我马上卷铺盖走人。”多年以后，当祁玉民想起这段“轻狂岁月”时，坦言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

不过此时的华晨，也的确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

祁玉民的第一把火，是在上任后第四天点燃的，为的是解决车辆的销量问题。彼时，华晨销售副总裁告诉他：中华尊驰轿车目前月销量只有几十辆，需要调整价格策略，并需要在三天后的经销商大会上宣布。在这位下属递上的报告中写着这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如果定价合适，中华轿车销售网络继续运行，否则就地散伙。

经过10分钟的思考，祁玉民便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将最高售价超20万的尊驰车型价格回调至十几万的价格区间内。降价策略立刻见效，相关资料显示，尊驰当月销量便猛增至1000辆以上，并一度脱销。

与此同时，华晨在2006年正准备推出全新车型中华骏捷。但经过仰融出走后的连年动荡，如何重获市场关注也是华晨亟需解决的问题。在祁玉民的授意下，华晨的公关团队四处活动，同时混迹于各大论坛，引导网友对骏捷车型的讨论，并举办了征集广告语的活动，承诺一旦被采用即可获赠一辆全新骏捷汽车。

卖力的吆喝声成功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2006年3月18日，祁玉民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布骏捷上市价格最低只需8万多元，这个远低于业内预期的售价即刻引发热议。当时有媒体报道称，骏捷低价入市后，便在全国各地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华晨经销店在“一夜之间变得车水马龙”。

祁玉民的低价策略无疑为华晨注射了一剂强力兴奋剂，到2006年12月14日时，华晨提前17天完成全年20万辆整车销售任务，同比增长79.6%，成为中国汽车销售增幅最高企业。中华轿车（包括尊驰和骏捷）销售量为超过5.8万辆，同比增长545.8%。

在华晨长期以来效率低下的物流业务上，祁玉民也进行了真刀真枪的改革。可在此期间，却触碰到了一些老员工的利益，当时甚至有人在厂区贴出标语，上面只写着几个大字：坚决反对祁玉民。除此之外，祁玉民还成功从银行拿到了7亿元贷款，并拿出其中的5亿支付了供应商的欠款……

在一个个卓有成效的改革下，2006年的祁玉民被外界称作华晨的“救火队长”。

“不争”之过

据说祁玉民在大连重工集团做副总时，有人背地里给他画了幅画，并交给他的领导，还配了副对联：心中无数便自大，情况不明乱拍板。横批：可用不可重用。

如今回看祁玉民入主华晨后做出的每个决策，事实上无不是把双刃剑。以令他颇以为豪的降价策略来说，虽然极大刺激了华晨的销量，但也一度令这家本就没有余粮的企业更加入不敷出。相关资料显示，在2006年，在华晨汽车翻了几番的销量下，全年亏损却高达3.98亿元。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事实是，祁玉民只关注了销量的暴涨，却忽视了质量的“硬伤”。当市场上的竞争者逐渐增加，在价格战中，中华轿车曾以低价换来的“高性价比”便不复存在，此前被消费者忽视的车辆性能和质量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华晨还遭遇了中国汽车历史上第一例退车事件：北京一位车主购买的中华轿车在一年内连续维修7次并更换了一次发动机，却仍不能解决故障。

2007年6月，祁玉民主导出口至德国的尊驰轿车在ADAC（全德汽车俱乐部）举行的碰撞试验中，只获得了1星的成绩，而这也是“该组织过去20年来所有撞击测试中最差的结果”。为此，ADAC建议德国经销商禁止销售尊驰。当时，国内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华晨“碰撞门”。

“碰撞门”发生后不久，华晨又于7月5日正式宣布将从美国纽交所退市。华晨方面对此解释称，因为在美国存托股票交易量正在减少，而适应美国报告与注册制度的行政开支却在增加，为了节省成本，才做出了退出美股的决定。

尽管彼时华晨发言人称此事对企业经营影响不大，并拿出了一份漂亮的半年度销售数据来反击外界的质疑：1至6月，共销售14.6万辆车，同比增长58.3%。整车出口7000多辆，同比增长125%。集团销售收入222亿元，同比增长55%……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在表明：曾经富于想象力的华晨，正在丧失资本市场对它的兴趣。当时也有媒体报道称，在华晨公布的数字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去年订购合同的变现。

某种程度上，在自主造车的思路上，祁玉民和仰融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祁玉民曾如此描述他梦想中的“好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只是，在祁玉民设想的技术整合思路下，这辆“好车”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华晨自己的呢？事实上，对自主技术研发的轻视导致华晨自主品牌旗下的车型毫无特色和竞争力，没有一款产品能够成为市场上的常青树，销量“高开低走”是其常见的结局。例如在几年前的SUV热潮中，华晨V3一经推出便取得过月销2万辆的纪录，但其风头很快便被长城、吉利等同价位车型盖过。

另有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华晨中华销量下滑严重，2017年至2019年，中华的销量分别为10.23万辆、8万辆和2.51万辆，到了2020年，更是连续几个月销量为零。有媒体报道称，在沈阳的街道上，连出租车都少见华晨中华车型。

正是因为自主板块的孱弱，华晨主要靠合资公司华晨宝马来进行输血。公开数据显示，从2011年至2018年，华晨宝马每年为华晨集团输送的利润在后者的财务报表中越来越重，基本都在90%以上，甚至一度高达120%。据年报数据，2019年，华晨集团全年录得营收40.27亿元，税前利润是62.92亿元，其中华晨宝马输送的净利润为76.26亿元，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合资公司华晨宝马，华晨集团在2019年亏损超过10亿元。

业内普遍认为，在与宝马的十几年合作中，华晨不仅可以躺着赚钱，还切实尝到了“用市场换技术”的甜头，可是在合资公司的不断反哺之下，华晨却越来越不争气，导致自主板块销量不断下滑，市场占有率不停缩小。

在执掌华晨的13年中，祁玉民另一个富有争议的方面正是在处理与宝马的关系上。早在上任之初，祁玉民就将华晨宝马的销售渠道拱手让人。随后，宝马又逐渐将合资公司的财务、行政、市场和公关等部门全部收入囊中。

2018年10月，华晨更是将手中25%的合资公司股权作价36亿欧元卖给了宝马，华晨宝马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打破中外50:50股比的合资公司，并预计于2022年交割完成。尽管有放开汽车领域对外资股比限制的政策在前，但华晨这一做法还是引发了巨大争议。与此同时，外界也在怀疑，华晨躺着分红的日子还有多少。

祁玉民随后在做客央视时透露，宝马当时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股比75%，什么都可以谈，股比不能谈。于是，华晨只好与对方协商了两条协定：第一，把合资企业的蛋糕做大，最起码要翻一番，“否则股比放开就没意义了”。此外，双方股东还要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年半以后，华晨从50变到25了，但25获取的利益，一定是比现在50还大”。

在他看来，和宝马之间的这次交易“绝不赔本”，既稳定了自家后院，又可以利用三年的窗口期“大力发展中华品牌”。可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据乘联会数据，在今年10月中华汽车销量仅为631辆，同比下降70.31%，不仅远远不如吉利和奇瑞等一众曾同场竞技的品牌，甚至还被新造车势力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祁玉民离开华晨后，他留下的摊子亦是大而不实、危机四伏。从今年8月开始，华晨旗下多只存续债券就连续暴跌。8月29日，因上市公司申华控股以及控股股东华晨集团及有关责任人，存在大额关联资金往来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违规行为，祁玉民等人被上交所通报批评。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华晨因债务违约问题被密集诉至法院，大量资产和股权被冻结。

10月24日，华晨旗下“17华汽05”债券发生违约，规模高达10亿元。11月16日，华晨发布公告称，当前集团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因企业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债务。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债权人对华晨集团重整申请作出破产重整的裁定。

华晨的故事显然还没讲完，但有关祁玉民的章节已告一段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006年底的那个志得意满冬天，他驾驶着一辆中华尊驰，在德国不莱梅街头与另一辆擦肩而过，“就那么一瞬间，感觉非常美妙”。

履新华晨整整一年后，这种“美妙”的感觉还没有消失，他曾对媒体这样说，“华晨大量的决策都要我来做，任何人做决策都有失误率，但是，我想去年，它就怪了，它就是没有失误。”

真的没有失误么？华晨的历史已经给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