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这是一个杀猪盘，24万买电影份额血本无归

尽管刚刚经历了大半年的停工，但影视行业冰山之下暗流涌动，围绕其间的逐利一刻未停。

“他们组织的就是一个‘杀猪盘’，用分布在全国的业务员，把我们这些受害者网罗到一个大网里，然后拿走全部的钱。”一位一年多前投资了《麦子的盖头》的中年人，听到其他人的遭遇后恍然大悟。

近期，我们得知，围绕这部名叫《麦子的盖头》的影片，已有至少40余人被套牢。在真金白银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购买了电影投资份额后，这部文艺片成了他们的噩梦，不要说返利分红，绝大多数人连本金也血本无归。被套牢者遍布全国各地。

组织“杀猪盘”的，并非这个电影的出品方，而是一家名为北京星跃时代文化传媒的公司。星跃时代是这部电影的发行方，其以电影投资为由，在全国各地兜售电影投资份额。

有人为它投入上百万，如今欠下数百万高利贷；有人人到中年，妻离子散。40余人的受害者微信群里，企业中层、个体户和退休老人，基于对业务员的信任掏出积蓄，以为能够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却最终成为下半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多位电影业内人士对我们称，有关电影份额售卖，《麦子的盖头》只是冰山一角。早在2019年，福建闽侯警方便以诈骗为由，将一部号称有范伟、林志玲、周星驰参与的影片立案。而今年春节档前期，《唐人街探案3》也曾辟谣其有电影份额售卖的消息，表示其只有出品方万达等公司才有投资权。8月，动画电影《姜子牙》宣布定档国庆，而之前业务员甚至直接带着“客户”前往光线总部参观。

我们所获得的一张微信截图显示，一位业务员甚至向客户宣称自己有吴京最新电影的份额，“因为这部电影，吴京直接停了《战狼3》，这部电影有军方背景，连航母都能借出来，有资金的话大胆参与。”

摇来的业务员

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原著，在国外拿过奖，这几个标签对于人到中年的老潘，无异于一颗定心丸。“《我不是药神》和《麦子的盖头》都是在贵州拍完，又拿了奖。”更重要的是，业务员还分析了《麦子的盖头》和《我不是药神》的相似之处，以及前者创下的票房神话，“我就说好，投。”

业务员的话有一半是真的。公开资料显示，电影《麦子的盖头》由鲁坚自编自导，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学文的同名中篇小说，该片讲述了一个类《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并于2018年拿下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特别推荐奖。

2018年12月，老潘通过这位年轻的女业务员，为这部电影投了2万，随后又在她的鼓励下不断加码，最终共为此投入24万。

老潘是杭州人，在当地一家知名消费品公司做到中层，手上有点闲钱，便琢磨着如何以钱生钱。老潘说，2018年时，他通过微信摇一摇加上一个年轻女孩。这个女孩对老潘和老潘的家人关怀备至，没事就给老潘的女儿送礼物，还宣称自己在电影公司上班，能搞到免费赠票，给老潘和老潘的妻子去看，“当时无形之中就觉得这个人还挺高大上的，而且这么热情，那我对她肯定没有提防。”

一次聊天时，女孩提到自己的亲戚在电影公司当高管，最近拿到了一部电影的投资份额，问老潘要不要一起赚钱。心里有点犯嘀咕，老潘也难免心动，“后来听说《我不是药神》的投资收益能达到十倍或者十几倍，我就说行。”

几经商议，老潘最终以24万买下了《麦子的盖头》0.5%的份额。2019年3月4日，双方完成纸质合同签署。合同约定，该片投资金额为4800万，其中宣发费用为1900万，根据协定，老潘投资24万，占0.5%的投资份额，《麦子的盖头》将中国境内院线发行及开发衍生开发权益已全部授予北京星跃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乙方作为参与的民事主体，其收益分配直接与票房挂钩。很快，老潘向北京星跃时代文化传媒完成了汇款。

不过，业务员没有告诉老潘，电影票房收益分成分为多个环节，扣掉电影专项基金和院线分成，电影出品公司也就是制片方的净收益，一般只是全部票房收入的30%左右。

业务员更没有提的是，这部电影主创大都默默无闻，在此前该片摄制的贵州赤水地方媒体报道中，《麦子的盖头》自开机至关机仅为20天，同时，导演鲁坚曾在公开场合表述称该片属于小成本电影，远非北京星跃合同中所称的4800万。

另外，合同中称，北京星跃所获得的只是发行权益，不过北京星跃用于募资的却是影片的总投资金额4800万，而非宣发费用的1900万。也就是说，老潘的24万本身所占的份额就已被稀释过。

如果以4800万这个数字计算，老潘要赚钱，《麦子的盖头》的票房就需要达到2亿左右。2019年11月下旬，该片于全国公映，老潘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

“业务员跑了”

“《麦子的盖头》排片率实在太低了。最高那天排片率是0.3%。”老潘去杭州各个影院问了一圈，结果发现整个杭州只有一家影院有排片，还只排了一场。

远在青海，当萍姐打不通业务员电话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已被套牢。按照萍姐向AI财经社回忆，这些业务员大都以相似的套路接近他们，“大多是20岁的小男孩、小女孩”。那个叫她做姐姐的男业务员信誓旦旦宣称这部电影票房已保底发行1.5亿。“我想着既然有保底，就当放到银行当一个活期。”

AI财经社试图联络上述星跃业务员，截至发稿时均未有回音。“这些业务员通常采用的都是假身份。”萍姐曾找上对接自己的业务员的出租屋，发现除了性别年龄，其余几乎均为作假。

而且，据一位投资人透露，份额业务员之所以这么殷勤，是在于签了居间协议。AI财经社获得的一份居间协议显示，乙方业务员负责承销甲方影视公司旗下的影视项目，其居间抽成可以达到52%。也就是说，单笔48万的投资，业务员自己的抽佣就可以达到24万，“基本上就是50%以上被业务员拿走，剩下这50%有40%是被这些影视公司拿走，正儿八经用到这个影片上的也就是10%。”

业务员都在影片上映后失联，“跑了和尚还有庙”，投资人们开始联系北京星跃。他们开始怀疑，北京星跃真的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投资吗？也就是说，自己的钱到底是不是用来拍电影了？

2019年12月22日，鲁坚在微博中回应称，《麦子的盖头》国内院线发行权已于2018年10月卖断给北京星跃，并称将保留自己对北京星跃的追诉权力。AI财经社尝试通过微博私信联系鲁坚，但截至发稿一直没有回复。

数据显示，北京星跃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于北京房山，其最大股东为一家名为北京叭叭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广告公司，持股75%，第二大股东为法人姜喜庆，持股25%。北京星跃时代注册于2017年，宣称自己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不过，从其官网首页来看，其更像是一家玉石电商公司，有玉文化和商城两个子页面，均在销售玉石产品。

图：《麦子的盖头》发布会上，星跃传媒董事长刘兵（中）与导演鲁坚（左）、制片人邬超（右）

北京星跃时代与电影行业唯一的交集，便是《麦子的盖头》。《麦子的盖头》开拍于2017年3月，而2018年10月，星跃时代以发行方的身份参与了《麦子的盖头》的宣传。彼时新闻报道，星跃时代还为电影男女主角送上玉佩，将限量款翡翠手镯送给导演鲁坚、制片人邬超。

这些衍生品随后也出现在《麦子的盖头》的投资协议中，可以通过购买衍生品的方式成为业务员口中的电影投资人。

通过社交媒体，老潘和萍姐联系到《麦子的盖头》40余名投资人，总投资金额超过1500万，甚至包含退休老人。有的单个投资人就投了290万，甚至还有投资人被业务员鼓动借了网贷，“都说赚钱的机会不能错过”。2019年12月，萍姐等联合其余7名投资人前往北京房山报案，才发现其已人去楼空，“办公地不是那个公司，连人也没找到。”

“这应该是稳赔不赚的生意”

在陕西开有一家饭店的林鸥和老潘他们的情况不同，他通过4个业务员，投了8部电影，合计投入了100多万。“业务员一直说稳赚不赔”。每次介绍一个项目，林鸥都会在猫眼专业版查影片备案和出品公司。结果总是一样：项目是真的，出品公司也是真的。但赔钱也是真的。林鸥投资的8部电影，票房业绩都没能覆盖制片成本，也就是林鸥无法获得回报，按照合同约定也无法拿回本金。

一位电影公司高管告诉AI财经社，主控方出让一部分份额，以充裕现金流，其实是行业内正常的操作方法，但目前市面上，也不乏有很多项目就是希望在电影上映之前，已经把60%甚至70%的份额都卖掉，“每一块的份额都是溢价的，光靠溢价卖份额就已经把成本回收回来。”

向普通投资者兜售电影份额主要靠信息买卖双方的信息差。稳赚不赔，对于业内人士这几乎难以想象。电影作为贯穿上游制作到下游发行的重运营模式，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踩雷。“每年上映五六百部影片，能赚钱的本来就不多。而且票房热门项目大多不会向外卖份额。因此投资电影份额可以说是一个稳赔不赚的生意。”一位业内人士说。

这也催生了更直接的骗局。2019年11月，林鸥接到福建闽侯警方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协助一起电影集资案件的调查。这部名为《两块钱之前途太囧》的电影，号称请来范伟、林志玲做主演，有周星驰旗下公司参与，拿走了林鸥数十万的投资。

此后，林鸥向女业务员询问其他电影投资结果，对方就不再回他信息。

实际上，类似事件近年屡有发生。《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等大片都曾爆出被人冒名转卖投资份额。根据AI财经社获得的对话截图显示，有的业务员号称自己有吴京新片的份额，该片有军方背景，甚至有航母出镜，“投资人可以大胆投”。

电影也曾经给投资人带来过回报。早在2014年，《大圣归来》制片人路伟就通过朋友圈为这部命途多舛的国产动画电影筹集经费，这部国产动画在当年创下票房神话，89位参与的投资人回报率由此超过400%。随后上映的《大鱼海棠》，也曾在上映前发起人数超过4000人的众筹。

一位影视行业的前高管告诉AI财经社，电影出品方转让一定投资份额，在业内并不罕见，但一般只限于圈内流转，或是号召亲朋好友、周围的熟人。

2015年至2017年左右，中国电影票房正处于上扬期，正值热钱涌动文娱行业，众筹模式兴起，片方也乐得拿出一些收益做提前预热，但一般会规定投资上限，为的就是方便投资人退出。早期阿里娱乐宝和百度百发有戏，都基于这一原理开发。但2017年后，由于《叶问3》、税收门的连番打击，电影众筹玩家陆续退出战场。

但份额转让这种玩法却并未退出行业，市面上也仍然有金融背景的影视公司。例如主打港片，曾获得王思聪、猫眼娱乐等投资的耳东影业，成立4年来，出品名单上有超过100部影视剧，其主要采取跟投战略获取份额，再转手倒卖获益。一位接触过耳东相关项目的人士表示，“我看到微博上很多投资人都说票房失败拿不回本金，就没敢投。”

“这是影响我一生的电影”

如今，老潘、萍姐和其他40多名投资人，仍然为了拿回自己的本金而四处奔走。

林鸥也希望要回一部分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开着车，自陕西奔赴千里来到高碑店几个大型影视产业园蹲点。不过，他对能不能等来人心里没底：和他对接的几个业务员早已把他拉黑，几个电影公司的前台也已不再放他进门。林鸥常常车一停就是一天，第二天再继续蹲点，“想着退一点是一点。”

翻阅网上开庭文件会发现，这类案件的投资人很少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2019年12月，萍姐和林鸥等一干投资人以合同纠纷向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被告北京星跃退还投资本金，不过，房山区人民法院以其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不属于经济纠纷驳回了萍姐和林鸥的诉求，并要求其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地方公安以签署合同为由，按经济纠纷处理该案，萍姐和林鸥也是四处碰壁，案件进程极为缓慢。

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宝告诉AI财经社，如果项目确实，且无法查证是否存在超募或刻意隐瞒，这种案件追溯难度极大，因为投资本身就有风险，“站在受害者立场，想证明这个合同的非法和无效是非常难的。而且投资人和业务员也不是强制关系。”

也就是说，只要甲方公司能够认定所有资金均正常使用，萍姐和林鸥就只是投资失败，一般报案也多以经济纠纷受理。“等于说这个电影上映以后，他就洗白了，只是你投资失败。”萍姐说。

在微信群里，有几个投资人已经拿回了退款。老潘说，那都是为了分化被套牢者的策略。在常州，有位女投资人拿回了本金，代价是撤案和与业务员达成和解。有的人投得少，公司也退了。

幸运不属于仍在坚持上诉的林鸥和萍姐、老潘，他们和40多位投资人仍处于沮丧和愤怒的后遗症中。

朱宝告诉我们，由于投资人分散且多、资金流向链条长且难以追溯，该类案件常常认责难度大，且追溯时间通常较长。

投资电影改变了林鸥的生活。原本在陕西打拼多年，已经过上有房有车生活的林鸥，如今不得不每个月还接近2万的信用卡，为了讨回本金时常北京陕西两地往返奔波。如今，曾经热爱电影的他不敢和人再聊这个话题，“这个事儿估计都能伴我一生，我现在真是过的不是人过的生活。

（文中萍姐、老潘、林鸥均为化名）